信用货币：裂变与弥合

　　欧阳晓红

　　时代更迭、世界格局骤变时，思忖货币裂变并非易事，需要基于全球视角的新“发现”。

　　货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货币运转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账本和你的钱袋子？借历史视角审视货币发展逻辑，描摹一幅关于货币本质、发展演变、信用货币及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动态全景图，或是《货币大裂变：颠覆认知的信用货币》一书呈现给读者的即视感。

　　这本由资深金融家王永利撰写的新著，通过深入分析货币的历史演进、信用货币的本质、现代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试图构建一个全面的框架结构，深化或“校正”读者对信用货币，包括数字货币的理解。

　　在一个轰然降临的陌生新时期——“现实+”的虚拟世界，应该怎样全面认识与理解货币史，以及信贷机制与金融体系的脉络？作者在书中尝试给出相关解决方案。源于从理论到实践的“发现”，王永利认为，信用货币的本质并非建立在中央银行或政府信用之上，而是整个国家的综合信用。作者相信，货币的本质还是价值尺度，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不变，且需要最高信用保护，这些特性使得货币在经济金融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信用货币难以被颠覆或替代。

　　AI时代，在信用货币的大裂变中寻找弥合之道，不仅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更是布满荆棘的实践之旅，亦是对知行合一的考验。

　　裂变

　　不只是理论上的“裂变”，还需要认知上的“迭代”。

　　如果把工业革命视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相变”，那么AI时代的到来则可能意味着又一次“相变”。走过前工业时代，或狭义“马尔萨斯时期”的人类之旅是否正在或将要经历第二次“蜕变”？经济生产和劳动市场，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及其背后的货币关系等均在悄然裂变。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信用货币“裂变”现象的深入剖析。王永利认为，信用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对实物货币不足的补充，更是货币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古今中外体察人类社会与货币关系的著述颇多。一定程度上，本书与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所著《金融的起源：货币、银行和现代世界的诞生》（“TheAscentofMoney：AFinancialHistoryoftheWorld”）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书中，弗格森追踪了金融历史的演变——从古代货币发明到当代全球金融体系，强调金融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指出金融体系内在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尽管两本书的焦点和叙述角度各有侧重，但都深入探讨了货币及金融体系的本质、演变过程以及对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

　　中国诸多古代典籍中，也不乏对货币起源之记载。管子曾言：“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即先王因路途遥远，获取不易，故将贵重的珠玉视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而刀布则为下等。司马迁在《史记》也提及，早在高辛氏之前，龟、贝、金、钱、刀、布等物品已作为货币使用。殷墟的考古成果也显示，距今3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使用贝币；殷商时期，金属铸币已在使用。

　　据说即使是今日，在苏格兰的某个乡村，那里还有工人不用货币，而用铁钉来交换面包或啤酒。此外，就词根而言，cattle（牛）和capital（资本）均起源于拉丁文caput（牛头）。

　　王永利说，货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换媒介”，根本保障是最高信用保护，使其成为流通范围内流通性最强的“价值通证”或“价值权证”。货币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不变，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可以不断改进，以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加强风险管控，不断增强货币的功能发挥。所以，货币才从自然实物货币，转化为规制化金属铸币，再发展到金属本位制纸币，又进一步发展到脱离任何具体实物的国家信用货币。

　　何谓信用货币的本质与挑战？诚如书中所述，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国家信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应量或价值锚定。这意味着信用货币的价值不再依赖于黄金或其他贵重金属的支撑，而是由国家信用背书所决定。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实物货币存在供应不足的根本性缺陷，不符合货币发展的本质要求，必须退出货币舞台。

　　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在于，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工具，它的价值来源于人们对货币的信任和信心。信用货币的核心在于它不依赖于具体物质（如金银等）的价值，而是基于国家整体的信用。如果货币得到了足够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它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相反，如果货币失去了信任和支持，那么它就会失去保障和生命力，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因此作者认为，信用货币的产生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变，从最初的实物货币（如贝壳、金属）逐步转变为以金属为基础的代表性货币，最终演化为今天的信用货币。而这也是经济需求驱动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实物货币的局限性开始显现，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需求。信用货币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货币流通的便利性和经济系统的灵活性。

　　因而作者强调，信用货币的价值不是由单一机构或个体的信用保障，而是由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性所支撑。这种信用是通过法律和政府政策来维护和实现的。

　　加速

　　《币缘论》一书亦记载，希腊铸币上铸有代表城邦主权的设计和铭文，象征着铸币与城邦法律制度的关联。在希腊文中，铸币和法律的单词都源自同一词根“nomos”，意味着铸币在古希腊文化中被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在希腊社会中，铸币与法律是相互支撑的两根支柱——希腊城邦需要铸币的收入，铸币也需要城邦政权的支持，城邦以主权保证铸币的质量和价值。

　　毋庸置疑，一切经济金融现象的背后都是货币现象。信用货币对金融体系的深刻变革之影响不容小觑。

　　诚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信贷投放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信贷需求，而信用货币能够更好地满足这种需求，这也提高了货币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而在信用货币的裂变过程中，挑战也与机遇并存：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也带来了新问题，如信用风险、货币政策过度依赖等。同时，数字货币的兴起对传统信用货币体系提出了新挑战，但也为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王永利认为，信贷投放是货币裂变的重要推手。信贷投放的出现令货币的表现形态、运行方式和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被称为“货币大裂变”。信贷投放使得货币不再只是简单的交换媒介，而是成为投资工具和融资手段。这种变化助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因此，在信贷投放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风险，保持金融稳定。

　　在作者看来，传统的货币观念已经无法适应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需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货币的本质和作用。以“货币乘数”为例，传统概念已失去意义。传统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总量有着重要影响，实际上，在信用货币体系下，流通速度对货币总量的影响已经弱化，信贷投放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更大。

　　当货币的运行方式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这也导致了流通速度对货币总量的影响大大减弱。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传统的“货币数量论”（MV=PT，M为货币供应量，V即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T为社会交易量）已不再适用。

　　作者认为，真正对货币总量有重大影响的，除了可交易财富价值变化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融资结构的差异，直接融资不会增加货币总量，只有间接融资才会增加货币总量。要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货币周转速度与货币总量变化的关系，以及区分一定时期财富交换交易的价值流量与特定时点财富的价值存量及其与货币总量的关系。

　　弥合

　　回归至实践中的应用与挑战，不难发现，信用货币的裂变亦带来了“财富大爆炸”。

　　据英国史学家统计，200年前，全世界人均日收入为3美元；但现在，这一数字翻超10多倍，始作俑者就是技术革命与创新。而科技骤变的今天，我们又站在了财富重置的“三岔口”。

　　无疑，货币是财富交换和价值衡量的工具，财富是个人或社会拥有价值资源的总和。货币币值的变化（如通货膨胀），会直接影响财富的交换价值，正如通货膨胀会侵蚀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减少货币可以获取的财富价值。

　　在作者王永利看来，货币作为一种财富的价值索偿权，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和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据CPI变化进行货币调控存在缺陷，这是因为全社会货币需求变化更多地受制于社会主体对经济和收入增长预期的变化，而非完全由货币政策主导。

　　此外，货币总量变化除了受到货币供给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到供求关系、物价走势以及社会就业和收入水平变化预期的影响，使得货币总量扩张或收缩具有很强的经济顺周期性。因此，仅仅依靠CPI变化来进行货币调控，容易产生偏差和遗漏，进而造成货币超发或者滥发等问题。

　　与之对应，作者还认为通货紧缩仍是货币管理最可怕的挑战，因为通货紧缩会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限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造成消费减少、生产下降、失业率上升等负面影响，并可能导致经济进入长期低迷；此外，通货紧缩还会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企业倒闭增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最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通货紧缩对于经济体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需要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来应对。书中将通货膨胀隐喻为急性发烧，通货紧缩却是癌症暴发。

　　那么，信用货币的投放与管理呢？在信用货币体系中，作者认为，有效管理货币总量和防止货币超发的关键，是建立一整套相应的货币管理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级管理。商业银行成为信贷投放的主体，取代中央银行成为货币投放的主体（央行转化为货币管理主体），不再只是单纯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接受严格的货币规则约束（金融监管）。

　　作者强调，控制银行信贷的过度投放是防止货币超发的关键。银行只能在保证足够的流动性和资本保障基础上才能扩大信贷投放，从而有效控制银行信贷过度投放。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的调控应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如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引导，减少行政化干预，推动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作者提出的这些管理策略旨在实现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总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相对应，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同时充分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流动性管理“转向”的关键时刻，一则“央行下场买债”（赤字货币化）的传闻引发市场热议。书中，作者对此也有解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职责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二者的融合性越来越强。这种现象也被人描述为“现代货币理论（MMT）”。MMT发挥积极作用有严苛条件，在适用条件内会利大于弊，超出适用条件则会弊大于利。

　　在作者看来，各国央行购买国债，或难以避免，即使不在一级发行市场直接购买，也得在二级交易市场购买，央行与财政合作才能发挥最大宏观调控作用。但这样的操作并非无止境，合理边界与控制规则需要从理论上探讨清楚。

　　此过程中，技术革新与创新依然是人类财富变量的重要驱动力。

　　至于关乎国家账本与个人财富的货币价格，即货币的两种价格——汇率和利率，它们总是会“左右”一个国家的账本和个人的钱袋子。汇率影响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包括影响该国的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而利率则反映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的看法，从而影响到投资决策和个人消费行为。

　　据此，作者指出，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两种价格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建议建立完善汇率波动控制区间和预案，以及灵活调整外汇储备币别结构等。此外，货币借贷利率的合理确定和调节极为重要，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发展。

　　变革

　　此刻，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峡谷上眺望与回眸，另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如书中所指——信用货币需要国家治理深刻变革。

　　作者认为信用货币带来了深刻的裂变，却未得到充分准确地认知和把握，也没有形成清晰的控制边界或严格的控制标准。信用货币的出现和发展需要配套的管理体系和监管措施，这些都尚未落实到位。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货币超发滥发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经济社会更大的风险。为应对新挑战，信用货币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现有经济社会制度、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全球治理结构也需要进行深刻变革。

　　作者王永利认为，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改革和调整，以更好应对信用货币带来的新挑战。

　　比如，作者建议：货币总量控制重心必须前移，彻底脱离任何特定实物的价值，追求货币总量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相适应；加强对信用货币的监管，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和规则，避免信用货币的过度发行和滥用；实现全球一体化治理体系，建立基本统一公平公正的财税体系、货币金融体系、法律与司法体系等，切实增强和发挥联合国的统筹协调作用；深刻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特别提款权”，更多地按照各国持有的基金份额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取消单一国家一票否决制，更加体现“基金”本质，努力完善基金管理，推动其在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管理上发挥更大作用。

　　诚然，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货币时代，让人们对货币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新货币时代是指随着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传统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和重构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都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

　　对于市场监管来说，他们需要加强对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和规范，防止出现市场乱象和风险事件。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他们需要适应新的货币时代的变革和趋势，积极采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需要关注市场风险和合规要求，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确保自身经营与投资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不可否认，AI时代可能会带来信用机制和信用体系的根本变化，或许信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值手段的基本功能不会变，但其发行方式、管理机制、使用范围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或将经历深刻变革。

　　然而，正如工业革命那样，每一次“相变”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站在人类第二次“相变”的门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进步将令信用货币体系更高效、安全和包容，但同时也需要面对金融监管、社会接受和适应、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技术伦理等新挑战——这可能亦是颇具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作者，为“重塑货币发展与金融运行的底层逻辑”而著书，并期冀看到的信用货币从裂变至弥合之走向。